7月14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刊登我校张九童副教授（第一作者）文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向度》。文章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口，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定位，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是中华民族存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奋斗目标，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和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在经济全球化、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的时代，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应从“结构向度、时序向度、空间向度”三个方面上构建起互养相成、继往开来、包容开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命体系，才能沉着应对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带来的挑战，才能够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权。（谢军）
全文刊载如下：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这一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携手团结奋进，同创美好未来，是中华民族存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奋斗目标，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和自觉意识不断增强。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等一系列中央文件对其内涵进行了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理想的价值诉求，回应了中华民族“如何能在一起”的时代追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自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构成了人生存发展的价值理由和展开方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成员之所以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不仅在于共同的血缘纽带和地缘关联，更得益于人们在共同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彼此认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生活智慧，创造了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在“血缘—地缘—文缘”的价值序列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实现从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向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跃迁，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价值整合与创造。从文化层面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把握其历史渊源和价值意义，将有助于实现各族群从“我是谁”到“我们是谁”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认同。而从时代发展需要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顺应了伟大复兴梦想的价值塑造。以“共同体”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构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伟大创造。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结构向度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统一体，各民族以文化的各异性相区别，又因文化的相通性结成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特征，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多元文化的蓬勃张力。
中国自古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族类观”，我国近代思想家杨度在其《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指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国
同族群间的整合与融汇不是诉诸暴力征服，而是通过文化吸引和价值包容来实现。中国之所以能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其核心就在于中国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顺应“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叙事，遵循了一种“民族构建国家”的文化致思逻辑。这种“民族—国家”的构建范式不仅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观的话语超越，也隐喻着中华民族多元族群内在的文化聚合力。
从结构向度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关键是要打破历史形成的“华夷之辨”价值分殊，而去追求“多元一体”的文化生命认同，构建互养相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指称的是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表达范式；“一体”指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的集中表达，代表了民族发展的主线和价值公约数。“多元一体”既指明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相通性，又内蕴着各族群间的文化平等与价值共生，这是对古代“华夷之辨”价值分殊的超越。
基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我们一方面要推动多元文化为共同体文化输送鲜活的精神给养，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互共生与价值互鉴；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框架下，积极探索各民族文化特质的公共性表达，以共同体文化引领各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构筑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的平台，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认同。
继往开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时序向度
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在继往开来的时序向度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命体系。
在近代抗击民族侵略和谋求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西方在殖民侵略中表现出的现代性优势使中国人陷入文化自卑，把民族的衰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积弊，从而兴起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浪潮，试图以“传统”和“现代”的价值决裂而实现民族图强和价值重构；另一方面，在抵抗侵略中所唤醒的民族主义意识使得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抱有足够的警惕，中华民族对现代文化的向往和对民族屈辱的憎恶同样强烈，文化民族意识也使中国人试图以“体用文化”的辩证哲学来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山河破碎带来的文化自卑令中国人难以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文化关联，因而不能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毛泽东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实现中国化，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文化精神契合了中国人集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促使中华民族找到了连接中华民族传统到现代的文化通路。
在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时序向度中，我们要把握好三点：首先，建立科学的“传统—现代”审思方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基因。要克服“传统—现代”文化理解的两极对立思维，切不可把传统和现代在文化上割裂开来。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依据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方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价值纽带。其次，建立“传统—现代”价值评判标准。改变过去把“传统等同于落后”“现代等同于先进”的评价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性构建，清醒认识西方现代性日益暴露的劣势并加以规避，发扬中国现代性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发展中的价值优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现代文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量。最后，建立“传统—现代”的文化话语。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我们需要自觉建立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话语体系。兼收并蓄利用人类现代文明成果，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现代”的历时性文化构建和与世界各民族共时性的文化互鉴有机结合起来。
包容开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空间向度
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文化叙事话语权，其他国家常常处于“被定义”“被言说”“被主宰”的客体化文化境地。时至今日，西方世界依旧没有放弃“普世价值”的推行，试图凭借“资本逻辑”带来的话语优势将自己的文化打造成“文化共相”，并以这种“文化共相”裁剪各民族在独特历史流变中形成的“历史殊相”，竭力维持世界文化交往的“中心—边缘”结构。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交错互动、融合共享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各民族的文化系统作为独特价值标识，理应在平等的文化交往中得到尊重，在求同存异中达到彼此交融与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华民族现代性意义价值系统的构建却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西方国家仍掌控着文化博弈的主动权，文化冲击、价值渗透和煽动民族宗教矛盾从未间断。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口，我们要沉着应对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深层博弈，自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权。
在中西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境遇下，中华民族要从空间向度上构建起包容开放的共同体文化。首先，我们要以民族文化平等观超越民族文化优越观。中华民族共同体应鲜明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维护各民族文化的平等性，反对以价值优劣逻辑来肆意对各民族文明作出评判，破除“历史终结论”的文化宰制，努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性文化建构来丰富人类现代性的文明内涵，进而提升各族人民对“共同体”的价值归属。其次，要以民族文化交融化解民族文化隔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不仅要以包容姿态化解本民族内部各族群间的文化隔阂，而且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加强与世界各族文明间的真诚对话，尊重各自的文化信仰，增进彼此间的文化理解，以包容沟通破解文化隔阂。最后，要以民族文化合作超越民族文化冲突。在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在民族文化合作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探寻世界各民族文化合作的可行性路径，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人类文明的价值贡献。
（作者：张九童、邹广文，分别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研究”首席专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新闻网）